在红色电波里，有这样两位并肩作战的传奇战友：一位出身书香门第，以米店经理的公开身份潜伏在敌人心脏，为红色电波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掩护堡垒；另一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仅读过四年私塾，却以惊人的毅力远赴苏联苦学无线电技术，成为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技术之魂”。他们就是与李白并称为“电台三烈士”的张困斋和秦鸿钧。今天，让我们一同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感受这两位隐蔽战线革命战友用生命诠释的坚定信仰与无畏担当。
信仰萌芽：两条不同生活轨迹，汇入同一条革命洪流
张困斋，1914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他自幼聪慧好学，早年就读于宁波工业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毅然跟随兄长张承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为《石榴》半月刊撰稿，积极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张困斋参与发起组织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6年2月9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正式成立，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作为团体单位参加该组织。在该组织中，张困斋担任纠察，多次参加抗日救亡示威游行，还参与发起并组织了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联络银钱业职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他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困斋烈士
秦鸿钧的成长之路与张困斋截然不同。1911年，他出生于山东沂南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为地主打短工，仅靠伯父的资助短暂读了几年私塾。艰难生活从未磨灭他的革命火种，1926年，年仅15岁的秦鸿钧便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参加莒县、沂水农民暴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受尽酷刑，家中变卖全部田产才将他救出。然而，这九死一生的经历，非但没有磨灭他的革命意志，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1933年，因叛徒出卖，秦鸿钧被迫离开家乡，辗转奔赴东北继续在隐蔽战线上为党的事业顽强战斗。
一南一北，一富一贫，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成长轨迹，却都在民族危亡之际，先后奔赴上海，毅然投身革命。
秦鸿钧烈士电波崛起：阁楼里筑起无形战场
1936年，党组织委派秦鸿钧前往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在苏联的半年时间里，他勤学苦练，以惊人的毅力将全部技术武装在自己的脑海里、掌握在自己的手指上，在没有任何资料和笔记的情况下，将电台技术带回了祖国。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秦鸿钧来到上海，利用旧货摊上搜集的零件，组装出一台能够通联的发报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架起了一条看不见的“红色电波”。
经党组织批准，秦鸿钧与小学教师韩慧如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结为革命伴侣，共同掩护秘密电台。1939年，秦鸿钧带领全家赴哈尔滨工作。次年，秦鸿钧奉命再回上海。抗战胜利后，电台迁入上海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的阁楼上。为了防止阁楼夜间透出灯光、传出电键声响，他将楼板的缝隙用纸糊住，将天窗和灯都用厚厚的布遮盖起来。每至深夜，秦鸿钧就躲进低矮狭小的阁楼里紧张地收发报，韩慧如则坐在窗边帮他警戒放哨。酷暑闷热、寒冬阴冷，长期在这种条件下工作，他患上了关节炎等多种疾病，妻子韩慧如心疼丈夫，为他担心着急，但他总是乐观地对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
与此同时，张困斋也为党的“红色电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战胜利后，张困斋受党组织委托在上海开设“丰记米号”并担任经理。实际上，这个铺子是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作为秘密电台的负责人，张困斋深感责任重大，在负责组织和管理电台的同时，还努力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掌握电台的收发原理和操作方法。在此期间，张困斋与秦鸿钧密切配合，多次出色完成了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任务。
坚守阵地：在龙潭虎穴中的不屈抗争
1948年12月，战友李白被捕后，张困斋继续以经营米店为掩护，与秦鸿钧顶着更大的风险并肩作战，更加小心地运转着这部关乎解放进程的“红色电台”。
1949年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像往常一样工作时，突然听到妻子发出的报警信号，他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紧接着，十多个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将他和韩慧如逮捕。原来由于发报时间过长、频率过密，国民党特务根据无线电波的强度和方向，多次流动测向，锁定了秦鸿钧家中的秘密电台。同月19日，张困斋也不幸被捕。
秦鸿钧烈士生前使用的电台
在狱中，张困斋双腿被打断，秦鸿钧肺部受重伤。即便如此，两人始终守口如瓶，未向敌人吐露任何秘密，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信仰。
1949年5月7日深夜，在浦东戚家庙，国民党特务将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共产党员秘密杀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困斋、秦鸿钧还和战友一起高唱战歌，向黑暗发出最后的怒吼。张困斋牺牲时年仅35岁，秦鸿钧牺牲时年仅38岁。此时，离上海解放仅剩20天，他们用生命传递出“永不消逝的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