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多的孩子被奶奶带来参加活动，很少说话，语言表达也不清楚。”长期关注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某基金会负责人陈亮（化名）对此事印象深刻。后来工作人员在跟孩子奶奶建立良好信任后才知道原因：孩子父母外出工作，平时由奶奶照顾孩子，父母给孩子奶奶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让奶奶跟孩子说话。
奶奶说，孩子父母担心她的方言会影响孩子，父母更希望孩子能说普通话。在陈亮看来，日常照护中，跟孩子对话对孩子大脑发育与语言发展是有极大帮助的，“哪怕说方言也是有利的”。
实际上，类似的错位还有很多，亟待回答的问题也有很多：儿童早期发展到底有多重要？围绕这一议题中国慈善组织正在开展怎样的实践？痛点、难点、创新点都在哪？在多位受访者看来，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核心并非“上课式早教”，而是把回应性照护、亲子互动、科学养育，重新放回孩子生命最初三年的日常里。
人生的基础：0—3岁为何如此重要？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指出，婴幼儿早期发展主要指0-3岁儿童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认知和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展。0-3岁是儿童生命的早期，也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在这一时期，为儿童提供良好的营养、早期启蒙、疫苗接种和安全关爱的环境，可以促进大脑充分发育，以帮助儿童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如果0-3岁没有打好基础的话，后面的很多工作都是亡羊补牢。”陈亮第一次被ECD（儿童早期发展）这个话题“击中”，是听到这句很直接的话。他介绍，从微观且具体的层面来看，尤其是基于一线行动视角来看，同样的干预强度，越早介入，越可能把问题从“补救”变成“预防”，把风险从孩子身上往照护环境里倒推回去解决。
不过即便如此，多位受访者都谈到了多年来我国ECD发展长期存在现实缺口：0—3岁处在教育与医疗之间，并非完全没有服务，而是缺少稳定、可持续、可获得的养育支持系统。
在一位从事ECD一线项目管理的公益人看来，城市化背景下，大家从原来家族式养育变成了“原子化”家庭结构，实际上成了一个又一个孤岛，身边没有人可以随时问，也不知道该信谁，一边焦虑、一边被碎片化信息裹挟。“当下养育环境的变化使得养育人需要面对的情况，比以前更难了。”他直言，在养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养育观念出现错位的情况很多，要么紧张的用力过度，要么力有不逮。
千天计划项目负责人赵莹雪补充指出，从神经科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0—3岁不仅是大脑发育最快的时期，也是家庭养育方式塑形的关键窗口。一旦养育方式走偏，后期纠偏成本极高；而一旦在早期建立良好互动模式，长期回报非常可观。”她进一步解释，千天计划之所以把重点放在“生命最初1000天”，正是因为这一阶段既是风险集中期，也是干预回报率最高的阶段。
正在进行的一对一运动单元课程。千天计划供图
在政策层面，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不但意味着ECD议题的重要性，也为慈善组织补足ECD缺口提供指引。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也是在2022年，《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印发。2024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试行）》。更令人兴奋的是，如果说此前的政策是为具体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指导，2025年出台的两项政策，则是切实补足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缺口：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
“这两项制度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儿童福利事业向普惠性迈进，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宋文珍在出席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启动会时谈道，“它释放了国家刺激生育的最强音，要拿出真金白银为家庭生育减负，支持家庭发展。”
社会实验室：我国慈善组织的公益探索
支持家庭，培育家庭，是锚定ECD的政策、行动与研究都提到的关键词。
从越来越多的行动案例来看，中国慈善组织基于全世界研究与经验，正在探索ECD公益行动的中国范式，它们既不是简单地“补位政府”，也并非复制商业早教模式，而是在现实缝隙中，探索哪些支持方式真正能被家庭持续使用、被社区长期承载。
早在2015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便通过“慧育中国”项目先后在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个县（区）开展入户养育指导。2024年年初，该基金会进一步联合合作伙伴发起“阳光起点：十万农村婴幼儿入户养育指导行动计划”，将受益儿童人数提高到10万人，并达成“千乡万村”的覆盖目标。
针对乡村0-3岁儿童家庭缺乏科学养育环境和资源的问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2022年发起0-3岁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该项目通过培育本土养育师队伍，建立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发挥县级横向联动机制保障作用，为乡村儿童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服务及物资援助等，提升乡村养育人科学育儿观念，激发乡村0-3岁儿童潜能、助力其全面发展。
依托各级妇联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面向家庭、幼儿园、社区进行0-6岁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早期教育干预，开展家庭早期教育公益服务。该项目打造社区爱育空间，通过家长早教课堂、上门家访服务、早教人才培训三个服务模块为社区家庭提供早期教育指导服务。
聚焦更具特色的议题，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通过《爱阅早期儿童阅读书目》覆盖0—6岁年龄段，持续更新推荐书目。2016年，该基金会进一步发起针对0—6岁儿童实施的早期阅读项目——阅芽计划，为符合领取条件的家庭发放免费阅芽包；以“阅芽图书馆”聚焦为0—6岁乡村儿童和流动儿童早期阅读提供服务；建立儿童早期阅读志愿服务体系，开设“爱阅早期儿童阅读推广人培训课”等一系列公益服务。
活力未来亲子园活动空间（李隽辉/图）
从服务人群向议题纵深推进，成立于2006年的活力未来则开发出活力未来亲子园项目，深度融入社区，通过开展亲子共同参与的课程及各项活动，影响家长改变育儿行为，形成积极良好的亲子关系，为流动留守儿童创造有爱、接纳的早期发展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公益项目都试图让支持成为“日常可获得的公共性服务”，这些实践经验，很大程度上围绕“可达性与稳定性”展开。活力未来执行总监侯蔚霞强调，他们并不追求空间多漂亮、活动多复杂，而是确保家庭在生活半径内能遇到固定开放时间、能反复见到同一批服务者。只有当支持变成“随时可以去”的存在，才可能真正嵌入日常生活。
在回答“如何把难以标准化的人群，转化为可稳定递送的服务”时，侯蔚霞提出了一套高度可操作的“四要素框架”：
▲空间——哪怕只有20—30平方米、铺上地垫，也能成为亲子活动的基础场所；
▲时间与频次——固定开放时间，频次足够才能“量变到质变”，最低一周一次，很多点选择每周开放5天；
▲内容——以儿童发展规律为基础、以儿童为中心，而非追求课程复杂度；
▲递送内容的人——稳定的亲子老师或执行主体，保证服务的连续性。
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强调，标准化并不等于“一刀切”，而是“可拆解的积木”。在统一的专业内核下，社区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把开放空间、短时活动和标准化亲子课程等模块灵活组合，形成适配不同社区的服务结构。
这套“积木式标准化”也直接关系到规模化能力。在早期自营阶段，活力未来服务成本约为每年每个家庭3000元以上；进入合作伙伴模式后，成本可降至100元左右。成本下降并非靠压缩服务质量，而主要来自两条主线：一是提高单点位“时间—空间—人力”的使用效率，二是通过合作网络分摊场地、人员和运营资源。
特征与难点：慈善组织用一线实践找路
公益时报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在梳理中国慈善组织ECD探索中发现三个明显特征：
特征一，强调“陪伴与回应”，而非“灌输与上课”。无论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育行为改变，还是以社区为载体的支持体系搭建，实践者们都在不断回避一个看似高效、实则风险很高的方向：把早期发展简化为“给孩子多上一门课”。相反，它们更强调把亲子互动变成一种日常能力，让照护者学会观察、回应和调整，而不是完成教学任务。陈亮认为，很多家庭真正缺乏的不是“育儿技巧清单”，而是对儿童发展的基本理解：“照护不是教育的前一步，而是教育本身。”
特征二，高度本土化——把科学翻译成听得懂的生活经验，并建立在地信任。在一线实践中，早期发展项目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往往并不是“理念不先进”，而是“没人敢信”。侯蔚霞回忆早期推广亲子园时，最常听到的质疑是：“不要钱的一定是骗子，后面肯定要收费。”这种不信任本身提醒实践者：早期发展从来不是“正确知识自然胜出”的过程，而是一个缓慢建立信任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化”成为关键转折点。真正能打破防备的，往往不是专家头衔，而是“就在身边的那位妈妈”。当社区里的母亲在接受系统培训后，成长为稳定的亲子老师，她们既懂专业内核，也懂当地生活语言，更重要的是，她们本身就是信任关系的一部分。这一步一旦走通，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接受度都会明显提升。
正在进行的一对一家访。千天计划供图
特征三，从单打独斗走向“共建式”协作。随着实践不断深入，越来越多行动者意识到：0—3岁儿童早期发展并不是某一个机构、某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共建并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需要各方在目标、节奏和专业判断上不断磨合。“共识很难得，但真正合作时，大家的做法、语言体系不一样，容错空间就会成为考验。”侯蔚霞坦言，这也是很多合作推进缓慢的原因。
从基金会视角看，“共建”则意味着更慢、更审慎的选择。陈亮认为，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单点创新固然重要，但只有通过多方协同，才能整合政策、资金与知识资源，去尝试单个机构“不敢做，也做不了的事”。但其前提是高信任关系和更长周期的共同愿景，否则共建很容易流于形式。
关于共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也在持续思考与实践。“我们一直在思考作为大型公募基金会能为ECD带来什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儿童发展项目部主任问会芳表示，“一是我们从一个单一的公益项目执行者到一个资源汇聚的中心，二是构建一个生态，更有效地去强调系统的解决方案。”
共建，是当前围绕推动中国儿童早期发展议题形成的共识。
侯蔚霞的感受是，共建的最大价值，在于围绕同一议题形成“共同认识、共同动作”；而真正的难点，往往卡在方法论的融合与容错——不同机构的节奏、语言和风险承受能力并不一致。
在政策利好的2025年，这种“共建”的趋势，也开始以更明确的公共行动形式出现。2025年11月21日，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在北京启动。该项目由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公益慈善研究院、励基金、心和公益基金会、叶氏家族慈善基金、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八家机构共同发起，是国内首个以“共建”为核心机制的儿童早期发展慈善项目，聚焦推动低资源地区3岁以下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的普惠化。
答案未出现：在结构性困境中协作突破
从项目设计看，中国儿童早期发展共建项目并未停留在单一行动层面，而是同步推进政策研究、项目创新和公众教育三条路径：一方面在北京平谷、江西婺源和石城等地开展县域试点，探索低资源地区的服务模式；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与公众倡导，推动“0—3岁儿童早期发展”进入更稳定的公共议题框架。
一如这一共建项目的“实效优先”原则，侯蔚霞也更愿意谈ECD行动正在发生的两个重要转向：从单点项目转向系统探索；从经验主义转向证据优先。
作为共建项目的养育师培训方，千天计划项目负责人说，公益机构之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只有发挥各自长项，分工互补才能把ECD公益的蛋糕做大，让更多的孩子和家庭受益。
如果说系统探索回答的是“支持从哪里来”，那么证据转向，则在回答“什么样的支持值得被放大”。在侯蔚霞看来，关于0—3的讨论，很容易陷入“缺服务还是缺观念”的二元对立。但在实践中，这并不是一道单选题。“服务和观念其实在同一条链上，相互影响。”他们更关心的是：不同路径是否真的有效？是否在有限资源下，避免了浪费？
也正因此，活力未来在不断扩展服务网络的同时，持续把精力投入到课程标准化、执行质量控制和效果评估上。他们总结出的“四要素框架”，以及“积木式标准化”的思路，本质上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服务，既能被复制，又不牺牲质量？
这种对“证据”的重视，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规模策略。侯蔚霞看来，规模和增长始终是重要目标，但并非通过“加速扩张”实现。“关键不在于先做大，而在于把种子放在合适的土壤里。”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为项目提供扎根、生长所需的条件：当服务质量、在地能力和支持系统逐渐成熟后，影响力往往会以一种更自然、可持续的方式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对一线实践者而言，这类共建项目并不意味着“答案已经出现”，却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0—3岁儿童早期发展，正在从分散的公益探索，走向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公共行动阶段。
不过这条路注定缓慢，复杂问题，很难被一次性的善意解决。受访者与现有研究多有认为，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推进，依然是一项“慢、重且持久”的工作。很多困难并非执行层面的没做好，而是结构性的——绕不开，也很难被一次性解决：第一是认知改变慢，且常与信息混杂共存。在侯蔚霞看来，近年来家长观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全社会突然理解了儿童早期发展”。更多时候，变化发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里：“家里正好有了一个0—3岁的孩子”，再加上社交媒体、短视频、育儿平台让信息变得更容易获取。“不是家长突然变得更理性了，而是他们被推到了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位置。”侯蔚霞这样描述这一变化。
第二则是体系协同难，养育变成了“孤岛”。这并非因为家长不愿意学习或投入，而是缺少一个能够持续接住他们的外部支持系统。陈亮所在的基金会在总结一线经验时指出，许多养育困境并不是家庭内部问题，而是公共支持断裂后的结果。真正需要的，是社区层面可达的知识系统、服务网络和情绪支持。但现实中，这些资源往往分散在教育、卫健、妇联、社区等不同体系里，缺少稳定接口。
如何把分散的资源连接起来，让支持不再依赖个别项目或个人，而是成为可预期、可持续的公共性存在，仍是0—3领域面临的核心难题之一。
不过无论如何，只要是正向行动，带来的改变便是实际的。
对于一开始的那个故事，ECD公益项目较早地干预其中，得到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果。陈亮介绍，工作人员后来给奶奶做了系统的讲解，让她觉得自己可以跟孙子说话，“大概过了一个月吧，突然有一天，孩子就真的开口说话，而且说得特别清楚”。
发布于：北京